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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湖北日报]图文:杨小运撞了大运

更新时间:2018年07月09日 点击数: 我要投稿 字号:

超卖万斤粮,求购自行车,他成了全国新闻人物。进高等学府,当国家干部,

他的人生随时代大潮奔涌向前——

图文:杨小运撞了大运

图为:5月18日,杨小运在应城杨河镇大堰村田里插秧。﹙视界网刘振宇摄﹚

图为:当年奖售给杨小运的永久牌自行车,如今保存在应城市档案局展览室,至今已有37年历史。据了解,杨小运超卖万斤粮的发票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。﹙视界网刘振宇摄﹚

 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春保 通讯员 刘振宇 丁莹

40年前,改革大幕从农村徐徐拉开。

应城农民杨小运是参与者,也是见证者。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标志性事件,一个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;另一个就是杨小运超卖万斤粮求购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5月17日中午,烈日当空。在应城市义和镇义和社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,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见到了正在监工的杨小运。

头戴草帽,挽着裤腿,满脸黑红,汗珠直滴。当了29年国家干部,杨小运不改农民本色。去年9月,杨小运从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岗位上退休。休息了几个月,闲不住,他又应聘去一家公司做工程监理。

路边停的一辆越野车引起了记者注意。“这辆车我开四五年了。过去那个年代在农村骑自行车都很稀罕,现在买车在农村已不是新鲜事。”杨小运感叹,这种变化,40年前想都不敢想。

大着胆子分田,就是为了“吃饱肚子”

1976年,19岁的杨小运当上了应城杨河公社卫东大队六房生产队长。之前,他在大队企业干了4年,种树,放鸭子,打铁,喂猪,做酒。“当时大队让我回去,说是前任队长不干事,年年完成不了粮食定购任务,大家吃不饱饭。”

六房生产队有122个人、226亩地。人均差不多两亩地,咋会填不饱肚子?不信邪的杨小运带着大家苦干一年,任务仍然完不成,肚子照样吃不饱。“田里只长草不长谷。竹叶草长得密密麻麻,野荸荠苗像旗杆。”

第二年,再干,还是老样。啥问题?“大家出工不出力,用力不用心。人哄地皮,地哄肚皮。”

1979年,夏粮收了,失望透顶的杨小运动起了分田到户的念头。还没开始,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就找上门说:“中央没这个政策,不能分。可以试着先分到组,闷着搞。”秋播时,杨小运把生产队分成3个小组,再将田分到组。“实际上就是将‘大锅饭’改成了‘二锅饭’。”

第二年夏收,六房生产队一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粮食定购任务,群众有了饭吃。杨小运更加坚定了分田到户的想法。“看我们分田到组搞出了名堂,夏书记同意我们私下分,试一下。”

1980年10月,六房生产队分田到户,按劳动力,每个5亩;按人口,每人1亩。“我家6口人,3个劳动力,分了21亩地,加上房前屋后的地,一共27亩。”“当时就认一个死理,肚子都吃不饱,咋教育大家‘三热爱’。”杨小运说,“我个人的愿望很简单,吃饱肚子,盖三间房,娶个老婆。”

打了一个赌,一不小心成了名人

1981年8月,六房生产队用夏粮(小麦)和早稻完成了全年4万公斤粮食订购任务,田里还有110多亩中稻、140亩晚稻没收。

县里干部来生产队调查时,杨小运表示,还可以向国家多卖1万多斤粮食。“这还真不是吹牛,当时地里12亩中稻、11亩晚稻长势很好,收一万二三千斤谷不成问题。”

干部将信将疑,杨小运说:“咱们打个赌,如果我超卖1万斤粮食,就卖给我一辆‘永久’牌自行车。”当时,农村家庭“三大件”——手表、收音机、自行车,杨小运就差自行车。“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,并没有完全当真。”

媒体的关注,让这个“赌”成了热点。1981年9月5日,《孝感报》刊发了一条百余字消息“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──只求买到一辆‘永久’牌自行车”。这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各级媒体关注,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湖北日报》分别进行了报道。杨小运一下子成了全国新闻人物。

很快,上海自行车一厂作出回应,不仅愿意满足杨小运的要求,还承诺:凡是当地农民超卖万斤粮的,都将奖售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厂长王永昌还专程赶到应城,送来一辆龙头上扎着红绸花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9月20日,杨小运卖了10380斤稻谷。27日,公社通知他去开会,奖售给了他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“花了169元。有人让我骑一圈,一骑就倒了,大伙儿都笑了。”

11月,杨小运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,受到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“不搞责任制,我卖不了那么多粮食;不是那辆自行车,我成不了‘名人’。沾改革光,我杨小运撞了大运。”

听了万里委员长一席话,成了武汉大学“特招生”

1983年6月,杨小运在北京开人代会时,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。“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,我回答说:26岁,初中毕业。他说,做好一个农民,还要多读书,多学知识。”“听了委员长的话,我当时也动过去读书的念头。为啥没马上去呢,一是家里刚盖房子,外面还欠了6000多元账,二是文化底子薄,担心跟不上。”

一晃4年过去了。1987年,杨小运找到华中农业大学当时的校长陈华奎,正式表达了自己求学愿望。“当时外债还得差不多了。另外,当了几年村党支部书记,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”

考虑到杨小运的实际情况,陈华奎建议他去武汉大学读成人教育大专班。“当全国人大代表期间,我认识了武汉大学经济学家李崇淮教授。找到他后,他答应,尽快将我的情况告诉刘道玉校长。”

没过多久,杨小运见到了刘道玉。“他对我说,你是对农村改革作出过贡献的人,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,申请破格录取你。”

9月,杨小运走进武汉大学,成了经管学院经管专业的一名特殊学生。“学校对我特别照顾,当时是4个人或6个人住一间寝室,唯独我一个人住一间寝室。两个研究生轮流给我补课。”

1989年7月,杨小运完成学业,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。“22门课只有微积分没有及格。老师说我:基础最差,进步最快。”

回应城后,杨小运参加招考,当上了杨河镇纪检干事,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

好政策一个接一个,“交了好运”还得努力干

从巡检管理区副主任、副书记、主任、总支书记,到杨河镇副镇长,再到市农办副主任,不再是农民的杨小运始终在农民圈里摸爬滚打。

有过迷茫的时候。“征收农业税时心情很复杂,收不起来就拿不到工资;但催着农民要,心里又不是个滋味。给你算个账吧,那个时候粮食不值钱,一亩田也就三四百元的收入,交‘三提五统’、农业税就得200多元,农民哪个愿意种田?”

烦恼去得也快。2005年,湖北省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。“做梦都没有想到,税费改革会这么快。想想也是,我们国家发展了,富强了,到了反哺农业、农村的时候了。”

农业补贴、新合作医疗、新农村建设、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……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!“现在农民真是交了好运。种田有补贴,看病有医保,老了还有养老金。”

“好日子天上掉不下来,政策再好,也得靠个人努力。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,不能用国家的钱硬推,应该因地制宜,循序渐进,水到渠成。”杨小运有些激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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